蔡昉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4年第9期撰文《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同步与协调》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既要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实现方式■★，更是在社会发展成果中体现出来■★◆，集中表现在一些综合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协调性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表达中■◆■■◆★，如反映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状况◆★、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程度■★◆、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社会流动性和人民幸福感等方面的显示性指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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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2024年第19期发表了习的重要文章《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文章强调，《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郭书愚在《社会科学战线期撰文《“官学分途”:清季培养中学人才的愿景》指出，停科举、兴学堂是晚清中国交错缠结的两大主题。清廷虽有“纳科举于学堂”之意，◆■★◆◆“新教育”也的确兼具培训官吏的功能，但终究不再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上升性社会变动路径■■◆■◆。这一根本性变化被时人称为“官学分途”而多有质疑，却在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且影响深远。张之洞、沈曾植等官方大员淡化功名利禄、疏离“官学”的存古愿景，虽然曲高和寡，但毕竟是我们在面对文化危机，力图接续和传承中国传统学问时曾经有过的思考和选择，也是清季民初知识精英追寻◆■■“学术独立”的重要一环。考察当时朝野在引导学术疏离政治和功利的道路上殊途同归的努力及其遭遇的困境，或有助于从“通性”的一面深入认知那个激变时代的思想与学术演进理路。

　　责编◆★◆■：刘星月；初审：陈佳妮、许雪靖；复审：李雨凡、程子茜；终审：正辰◆■■■、紫墨

　　杨耕在《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撰文《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范畴研究：概述与反思》指出★★★◆★，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对实践◆■★、社会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等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范畴的论述，概述、反思中国学者、苏联学者、东欧学者、西方学者对这些基本范畴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以下观点：实践是包括目的性设定的■★■★◆◆、对象化的历史活动，而限定中的超越是实践主体与客体的本质关系；社会存在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即“社会的物”;生产力表现为“主体生产力◆◆■★★★”与“客体生产力”“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它直接决定生产关系◆◆，但它本身不属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主要是指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与社会组合方式的统一■★★■★★，体现着生产力、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筑学的隐喻”,社会形态范畴的提出是以社会制度的划分为依据的◆◆★■◆，因而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观念结构的统一★◆◆◆。

　　原新■◆、范文清在《治理研究》2024年第4期撰文《在老龄社会视域下推进全面的适老化治理》指出，人口负增长与深度老龄化交叠并相互强化将贯穿于整个21世纪，既有的经济社会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老龄社会新常态，迫切需要一场多维度、深层次◆■◆★★、长时期和全面性的适老化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适老化治理面临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劳动力老化和人力资源不适配等人口基础挑战■■；制度建设、政策制定、实践资金支持等社会架构挑战■◆★★■■；高龄老人养老◆◆■◆、数字社会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风险防范挑战。对此，要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与老龄社会转型逻辑，理清治理脉络，关注适老化治理的多维性、深层性、长期性和全面性◆◆★★★，亟需树立老龄社会主流化理念，将适老化治理融入国家战略体系框架★◆◆◆，从思想适老化◆■■■★★、兼顾硬件和软件改造■■★■■、推动覆盖全域等层面全面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廖敏伶、李明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年第4期撰文《习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深度剖析◆■、深刻阐述，形成了以战略定位论◆◆★■、历史方位论、城乡融合论、粮食安全论、强农战略论、改革动力论及领导核心论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系统、逻辑严密的原创性科学理论。具体而言，战略定位论提升看待■■◆★★“三农”问题新高度，历史方位论开启“三农”工作重心转移新阶段，城乡融合论擘画城乡融合发展新图景◆■★★■■，粮食安全论谱写保障粮食安全新篇章■◆★◆■★，强农战略论明确做好“三农”工作新方略，改革动力论谋划深化农村改革新方案，领导核心论提高党管农村工作新境界。习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原创性贡献，是新时代新阶段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戴木才在《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9期撰文《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指出，从欧洲兴起的现代化迅速席卷世界，成为一种持续性、动态性的世界性运动和历史发展潮流。一般而言◆■★★◆，世界现代化运动大致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浪潮◆■，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浪潮◆★★■■■。在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失去了前两次发展机遇，及时抓住了第三■★★◆■■、第四次发展时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必然选择，已经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极大改变世界现代化的已有版图，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马海涛★■★★◆◆、姚东旻◆■★、于曙光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4年第5期撰文《我国财政安全的内涵■■★★■、挑战和实现路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指出，财政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文试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厘清财政安全的内涵和要求◆★★◆★，甄别我国财政安全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并给出实现财政安全的政策路径■★■。本文提出◆■■，财政安全是指一国的财政收支短期平稳运行，中长期实现跨年度、跨周期平衡■★，并储备一定的财政空间和财政资源，应对各种自然、政治★■■◆■★、经济、社会重大冲击★★◆★◆◆，以维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当前■■★◆■◆，我国财政安全主要面临来自财政收支压力、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自然灾害和复杂国际形势等方面的挑战。实现财政安全★◆◆■◆★，未来政策取向可以考虑从强化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构建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与数字经济适配的数字税收体系和建立高效的财政应急管理机制等方面着手■★◆■，以财政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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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平■★◆■◆■、余远■◆★◆、袁凯华、高翔在《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撰文《出口企业的价值链长度、结构变化与新发展格局》指出，提升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互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企业立足国内市场、面向全球市场、赢得竞争主动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价值链延伸视角，将出口企业价值链长度拆分为立足本土市场的国内循环★★◆■、衔接国内国际市场的交互循环和完全依赖外部市场的国外循环◆■★，系统审视了中国企业价值链条的结构变化和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挑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出口企业价值链延伸背后呈现出国内循环快速提升、交互循环有所下滑、国外循环下降最快的新特征，揭示中国制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内外循环协同不足■★■◆■◆”■★、技术溢出受阻的难题■■★；第二，与一般贸易的多重循环协同提升不同，非一般贸易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外循环协同难题，且这种特征在进口能力薄弱、分工协同能力偏低、产业配套欠缺的低技术部门、中西部地区、内资企业层面更为明显；第三★◆■，虽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循环对于交互循环的替代特征十分稳健，但是基于交互循环的“进口投入决策→企业内部协作→国内下游配套”序贯生产特点★■◆★★，本文发现提升进口能力★■、数智化水平与产业配套可以缓解国内循环对于交互循环的替代效应★◆■。本文研究不仅拓展了价值链长度的理论研究成果，拓宽了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边界，也为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提升交互循环水平、塑造自主高效的产业链提供了政策思路和决策参考。

　　涂凌波、刘梦青在《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5期撰文《超越■■◆“新闻客观性”：新闻复合主体与新闻知识信任机制重建》指出◆★■，在主体主义哲学和理性主义范式根基上■★★，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客观性作为一套职业理念■◆★、操作规范和话语策略，发展为传统新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然而，主体哲学已遭受重大挑战★★◆■◆★，并随之引发新闻客观性的基础动摇。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带来深远后果：一是“人—媒介（技术）”复合主体的显现挑战了传统的新闻主客体关系★■◆■，二是暗知识的出现挑战了客观的实证知识信任机制，三是情感和行动卷入新闻业挑战了理性主义范式。反思“新闻客观性”概念■■■★★◆，应超越主体主义哲学认识论，从实践的新闻认识论入手■★■◆，弥合主客体二分及其诸种二元论◆■★★，在新闻实践中平衡理性与情感、事实与价值、中立与介入、陈述与行动★■◆◆◆，建立基于新闻复合主体的新闻知识信任机制。